具体范围包括宋代兴起具备此特征的所有儒家学派。

海氏认为：诗人越是诗意化，他的诗便越能自由地，也即是更乐意向言外之意打开户牖，他便越能果敢地将诗留与恭立的‘倾听去体味，他的诗便越能超脱出那可由人研讨其正确或错误的命题陈述。一种美好的精神感受，一旦领略到了之后，可以在心理学意义上进行不断的刷新和加工，从而使得这种感受不但不会随时间而淡忘，反而会象窖老酒一般，随时间的延伸而使原先的美好感受变得日愈香醇、浓郁和强烈。

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穷尽认识宇宙大道，但是一个获得物质温饱的人，只要善于构建精神家园，是可以在精神上获得无限的充实、满足、快慰和自在的。乐观开朗，就可以快乐到白头，夕阳无限好，何惜近黄昏？莫道桑榆晚，红霞尚满天。越是令人烦恼的事，就意味着越是与自己有缘之事。说明了创立大而不当、空洞的概念是不能导致真知灼见和有益信息的产生。在这种时代，人性中丧失了诗性和高品位的审美灵性，人类成了深谙算计、追求效用和实惠、追求物欲享受的生灵。

这种方法不唯佛学所独有，道教和基督教也是这样倡导的。人类不可能借助它们就能观测到人类业已形成的认识体系之外的全新的事物，而只能看到观测到人类既定的认识体系之内的一些更多的细节，如此而已。而在原始儒家语境中，仁爱、恻隐作为一种前主体性的情感，并不同于海德格尔在基础存在论意义上的此在的生存境域，而是超越主-客架构的情感存在本身，蕴含着存在者之存在的本真性。

[38]《论语·公冶长》，第2474页。这是由于，意见上的同异对立可以在道同的层面上被超越。[60]《论语·为政》，第2461页。但另一方面，这种遵守的前提，乃是这种规范及其制度本身就是正义的，否则就需要改变或重建，亦即礼有损益[34]。

《论语·卫灵公》，第2518页。[20]《论语·阳货》，第2525页。

《中庸章句集注》，朱熹注，《四书五经》（上），中国书店1985年，第15页。乐所指向的和并非仅限于形式上的五音之合，而是归于本源仁爱的良知之所向。[40] 同时，仁爱成就了主体性的义德，也即主体性之道：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良知显现为己欲立而立人[46]的推己及人之感，这是一种正义感，由爱己之情广泛推及他人，利用、厚生而正德，挺立君子的义德，并建立义的正当性原则。

‘观其生，为人所观也……处天下所观之地，其志未为平易，不可不慎，故君子德见，乃得‘无咎。君子忧道，所忧的是不能见大而忘小。[26] 朱熹注：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 内容摘要：孔子的伦理思想可以用诗性伦理作为概括，这体现在他的纲领性表达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中。

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18]蒙培元：《情感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4、38页。[20] 仍以《卫风·淇奥》为例，从瞻彼淇澳，菉竹猗猗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便是兴。

孟子的恻隐与王阳明的一体之仁即是与他人融为一体而产生同情的认同，因此，儒家伦理更接近休谟情感主义意义上的美德伦理。《礼记·孔子闲居》有五至、三无之说[55]，在声音节律尚未显现成文的当下，志、诗、礼、乐、哀一至而皆至，诗即情志一体、气志不违的无声之乐，诗所道之志即无体之礼，志之真诚恻怛亦即无服之丧。为礼乐正名的标准是名正、言顺[67]。[41] 仁爱的超越性奠基并给出了义的正当性，仁爱也是因时、因地制宜的因民之利而利之，由此奠基给出了义的适宜性。诗乐合一于本源的仁爱之情，礼从诗性的道说中建立分别，而分别在乐合同中被超越，从而达成诗、礼、乐的圆融回环。[15]《说文解字·耳部》。

乐是以音乐形式表现的君子之道。成于乐完成了伦理精神的诗性回归，即从立于礼的伦理主体诗性地返归于前主体性的仁爱情感，实现诗-礼-乐的回环。

随着历史情境的改变，君、臣、父、子究竟依据什么原则而是其所是？当传统的名分、名称有所不行，关于正名之伦理原则的思考是基于当下良知的，有子称之为知和，良知以和为贵，对先王之道的因任以和为美。诗本于万物一体之仁，言说之时生成主体与万物的对待，然而言说并不指向任何对象，而在当下返回本无物我对待的仁爱。

然而，如果始作，翕如是五音之合，从之、以成是对合、或和的分析，那么乐从始到终就是关于一个概念五音合的演绎。乐以合同为主，即主于兴发本源。

[37]《论语·里仁》，第2471页。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回到传统的性-情架构上看，当德性主体与情欲主体的对立成为理论预设，处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面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至于礼之所损益者也并非三统，孔子讲所损益可知也，意思是对不同历史情境下的礼仪形式所做的因循与损益的根据是可知的。

《论语·学而》，第2458页。源于生活情感的本真言说，才是重振儒家礼乐传统、匡正道德失范问题的君子之道。

而对于纯如、皦如、绎如的汉宋注解一致，分别为和、明、相续不绝，这与合意思不相悖。吾是在言说、传达天命消息中兴起的德性主体，即天生德于予，与吾之德性同时生成的是与先王之道一以贯之的人世间之道、主体性之道。

义在逻辑上奠基而给出了礼，展现在主体以礼进行利益分施的行为中，构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伦理规范。君子之道是在关于合同、或和同的诗性道说中确立的。

诗言说的只是无邪之思，在言说中生成音律的形式、主体德性的涵义与情感的表现样式，并复归于和谐、仁爱的本源境域。颜回就为仁由己继续提问，可见他注意到在仁的两方面中，克己在逻辑次序上是先于复礼的。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诗、乐在本源的情感层面上一体不分，而在实质逻辑上，诗为乐之始，乐展现诗的始终过程，分别为主体性建构的两端，两端之分在复归本源中终将融合为一。

音律具有相对的形式，当诗歌附著于音律而成文，则会在相对的历史情境中充实为关于特定的德性涵义以及相应情感的表达。《论语章句集注》，第8页。

对他人爱而利之的情感是普遍的，而良知有当务之急，有所先后地呈现出推己及人的次第，作为礼之损益根据的义从而具有了历史性的适宜性。基于当今的生活体验重建孔子诗性伦理，既是对孔子儒学的复兴，而这种复兴同时也是当下的重建。

仁爱情感在逻辑上优先于主体性之在场，主体性或此在的可能性是在仁爱中显现的，并借助诗性的语言表述的。[62] 仁爱即万物合同为一体的诗情境域，乐的始终条理源于仁爱、并归于仁爱，故近于仁。